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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言的背运,孤军奋不闻不问

文章作者:金多宝六合专家 上传时间:2019-11-18

  第一个适合居里夫妇才干的职位,是瑞士提供的,而给予他们最初几个荣誉的,却是英国。

  人们钦佩玛丽,她在有一个有天才的人支援她的时候,既能够料理家务,又能够完成她所担负的伟大的科学工作。但是人们以为她不可能过更艰苦的生活,也不可能做出更大的努力。

  他们在法国已经被授予几种科学奖:比埃尔在1895年得了普朗特奖金,在1901年得了拉卡北奖金。玛丽得过三次若涅奖金。但是在1903年6月,著名的皇家科学会正式邀请比埃尔·居里前往举行镭的讲座时,他们还没有得到法国任何使他们的名字增光的褒奖。这个物理学家接受了邀请,同他的夫人一起到伦敦去参加这次隆重的盛会。

  可是,“居孀的居里夫人” 所担负的责任,会把一个健壮、幸福而且勇敢的男子吓倒。

  接待他们的是情深意厚和仁慈的熟人克尔文勋爵。

  她必须抚养两个孩子,供给她们和她自己的生活费用,并且出色地承担一个教授职务。她失去了比埃尔·居里杰出的精神财富,然而她必须把她与这个伴侣一同从事的研究继续下去。他的助手和学生得由她来指示和教导,此外还有一个主要的使命:创立一个对得起比埃尔的实验室,使青年研究者能在里面发展放射学这种新科学,这是比埃尔未能实现的梦想。

  这个有名望的长者把居里夫妇的成功看作自己的事,对他们的研究引以自豪,好像这些研究是他自己的成绩。他带他们去参观他的实验室,在走路的时候,他慈父般地用一只手臂搂着比埃尔的肩膀,并以真挚动人的愉快神色把巴黎给他带去的礼物指给他的合作者看。那真是物理学家的礼物:封在玻璃瓶里的一克贵重的镭。

  玛丽操心的第一件事,是要让她的女儿们和她的公公能过上健康的生活。她在梭镇舍曼得费尔路租了一所不甚雅致的住房,但是附有一座可爱的花园,使这所住房也显得美丽了。居里大夫在这里独自住在一侧分开的屋子里。伊雷娜得到一块地,随她自由栽种,她觉得快乐极了。艾芙由保姆照看着,在草地上的草丛里打她喜欢的龟,并且在窄径里追黑猫或虎斑猫。

  举行讲座的那一晚,克尔文勋爵坐在玛丽旁边,她是被允许参加皇家科学协会会议的第一个妇女。英国的学者都聚在那个挤满了人的礼堂里。比埃尔用法语慢慢地叙述镭的特性,后来他请人把握子遮黑,开始作几种惊人的实验:作用镭的魔力由远处使一个金箔验电器放电,他使一个硫化锌的屏蔽放磷光,他在黑纸包裹的照相底版上留影,他证明这种惊人的物质能自发放热那一晚激起的热烈情绪在第二天起了反响;全伦敦都要看镭的“父母”。“居里教授和夫人”被邀赴许多晚餐和宴会。

  居里夫人为这种安排所付出的代价是额外的疲劳:由住处到实验室须坐半小时火车。每天早晨,人们都看见她迈着急促的优美步伐到车站去,像是误了什么必须赶上,像是不知疲倦地在竞赛。这个身穿重孝的妇人永远搭那趟气味不好的列车,永远走进那个二等房间,她的身影不久就为这条路线上的旅客所熟悉。

  比埃尔和玛丽参加这些盛大的招待会,听着人们干杯祝他们幸运比埃尔穿着他在 P.C.N.学部讲课时穿的那件已经磨得有点发亮的旧礼服,虽然他极力客气,仍不免给人“心不在焉”的印象,显得很费力才能了解人们恭维他的话。玛丽不安地感觉到有成千只眼睛在注视自己,注视着这个最稀罕的动物,注视着这个特殊的人:一个女物理学家!

  她很少有工夫回梭镇吃午饭,所以又常到拉丁区那些小饭馆去,这是她从前和现在一样独自去的地方;所不同的,只是她那时候年轻,充满了不自觉的希望。

  她的衣服是黑色的,领口开得很小;她那双被酸液烧坏的手上,没有饰物,连结婚指环都没有。在她旁边,这个邻国里最美丽的钻石就在一些裸露的脖子上闪闪发光。玛丽由衷高兴地看着这些珠宝,并且惊异地注意到她那一向漫不经心的丈夫也在注视这些项链,注视这些“金刚石颈饰”

  或者,她就在实验室里来回踱着,慢慢咀嚼一个面包和一个果子。

  当晚,她在脱衣服的时候对比埃尔说 :“我简直想不到世上有这样的珠宝,真是美极了!

  晚上她常常很晚才乘火车回家,家里已经亮了灯。

  几天之后,居里夫妇回到巴黎,回到棚屋。他们已经与伦敦结了很牢固的友谊,并且计划了几种合作;比埃尔不久将和他的英国同行杜瓦尔教授一起,发表一篇关于镭的溴化物气体的著作。

  在冬天,她到家后第一件事,是去看看前厅里的火炉,自己添煤捅火。她深信世上只有她最会生火,而她也确实知道如何先放纸和劈柴,上面再加上无烟煤或劈柴,像艺术家或化学家一样地安排一切。等那个火炉冒起了火焰,玛丽觉得满意了,就躺在沙发上休息;辛苦了一天,这时候她才喘过气来。

  盎格鲁萨克逊民族对于他们所钦佩的人是忠诚的。

  她把悲痛深深藏在心里不使人看见,从来不在别人面前哭泣,不肯人怜悯或安慰,从来不对别人发出绝望的呼声,不告诉人在夜里折磨她的噩梦。但是她的近亲都忧虑地注意着她那总是无目标地向空注视着的目光,注意着她那筋络开始痉挛的手。她那感觉过敏的手指,因为许多次被镭灼伤,刺激过深,止不住总是相互摩擦着。

  1903年11月,一封信通知居里先生和夫人,伦敦的皇家学会把该会的最高奖戴维奖章赠给他们,以表推重。

  在这几年的悲哀时期中,有两个人帮助玛丽:一个是约瑟夫·斯可罗多夫斯基的妻妹玛丽亚·卡米安斯卡,她是一个娇美而且温柔的妇人,经布罗妮雅请求,她应允在居里家里当家庭女教师和管家。她在这里使玛丽觉得与波兰靠近些,这是远离祖国的境况所难以得到的。后来卡米安斯卡女士因身体不好,不得不回华沙,后来是一些别的波兰保姆,不如她可靠,也不如她可爱,代替她照料伊雷娜和艾芙。

  玛丽正不舒服,让他的丈夫独自去参加仪式。比埃尔从英国带回来一枚很重的金奖章,上面刻着他们两个人的名字。他要在克勒曼大道的房子里,给这枚奖章找个地方安放,他处理得笨极了,丢了,又找着后来,忽然灵机一动,他把它交给女儿伊雷娜,这个六岁的女孩还没有过这样高兴的日子呢。

  玛丽的另外一个最可贵的同盟,乃是居里大夫。

  斯德哥尔摩的科学院在1903年12月10日的“正式常会”上,公开宣布把当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金一半授予柏克勒尔,一半授予居里先生和夫人,奖励他们在放射性方面的种种发现。

  比埃尔之死对他简直是一场大灾难,但是这个老人能从他那严格的理性主义中汲取某种勇气;这是玛丽作不到的。他轻视那些无益的悔恨,轻视对于坟墓的崇拜。比埃尔下葬之后,他从来不到墓地去。既然比埃尔已经完全消灭了,他不让比埃尔的幽灵来折磨自己。

  居里夫妇没有参加这次聚会。法国公使代表他们从瑞典国王手中领取奖状和金奖章。比埃尔和玛丽身体都不好,而且工作太忙,不敢在隆冬长途旅行。

  这位老人在1910年2月25日去世。梭镇的墓地在冬季很冷,而且很荒凉,玛丽在那里要掘墓穴的人作了一件出乎意料之外的工作:她要他们把比埃尔·居里的棺木由穴中移出,把居里大夫的棺木放在底下,再把比埃尔的棺木放下去。在比埃尔的棺木上面留了一个空地方,预备将来葬她自己,因为她愿意与她的丈夫同穴,死后永不分离;她在她的生圹前看了好久,毫无惧色。

  在玛丽·居里的眼睛里,诺贝尔奖金只代表一件事:授予七万金法郎奖金,是瑞典学者对两个同行的工作的推重;因此它不“违反科学精神”的。而且这是减少比埃尔教课钟点借以挽救他的健康的唯一机会!

  居里夫人是教授、研究者和实验室领导人,以同样出奇的强度工作着。她继续在赛福尔教书。她在索尔本被聘为“实任教授”教放射学,是世界上第一个也是当时唯一教这种科目的人。虽然她觉得法国中等教育有缺点,可是她对于高等教育深为钦佩,希望能赶上从前曾使玛妮雅·斯可罗多夫斯基无限惊奇的教师们不久玛丽就着手编她的讲义,在1910年出版一本杰出的《放射学专论》, 共971页,居里夫妇宣布发现镭还是不久以前的事,从那时以来所得到的关于放射性方面的知识,竟要这样一本巨著才能勉强包罗!

  这张给人幸福的支票在1904年1月2日交到戈卜兰路支行了,他们的极少的存款都在那里。比埃尔终于可以辞去他在理化学校的教职;接替他的是一个杰出的物理学家、他昔日的学生保罗·郎之万。居里夫人自费雇用了一个私人助手,这比等着大学答应给她有名无实的实验室助手来得简单多了,也快多了。

  这本著作前面放的不是著者的像;玛丽在内封的前一页放了一张她丈夫的相片。在两年以前的1908年,另一本600页的书里也放了这张相片,那本书叫作《比埃尔·居里的著作》, 是玛丽整理修订后出版的。

  玛丽以借款名义寄了两万奥币给德卢斯基,以便帮助他们创立他们的疗养院。不久又有五万法郎奥西利奖金加在剩下的一笔小款子上,这笔奖金一半是给玛丽·居里,一半给法国物理学家埃都亚·布郎利。他们把这点奖金平分为两部分,一半买法国公债,一半买华沙城债券。

  这个孀妇给那本书写了一篇序,追述比埃尔的一生,很克制地悼惜他那不幸的死。

  在赠款项下,有给波兰学生的,给玛丽青年时候的一个朋友的,给实验室的工人们的,给一些亟需钱用的赛福尔女学生的玛丽想起从前很亲切地教过她法文的一个很穷苦的妇人——德·圣一欧班小姐,现在是科兹罗夫斯卡夫人。她生在第厄普,住在波兰,在波兰结了婚,她的最大的梦想,乃是重游故乡;玛丽给她写信,请她到法国来,在家里接待她,并且代付由华沙到巴黎和由巴黎到第厄普的旅费。那个善良的妇女总是含泪谈到这个没有料到的莫大快乐。

  居里夫人的学生人数与日俱增。美国慈善家安德鲁·卡内基在1907年赠给玛丽一些奖学年金,使她在居维埃路可以接受一些新生。他们参加到大学雇用的助手和一些自愿来此工作的人中来。其中有一个天赋极好、身材很高的男孩莫里斯·居里,他是雅克·居里的儿子,在这个实验室里开始他的科学生涯,玛丽为侄子的成功感到骄傲,她始终像母亲一样仁慈地对待他。

  玛丽很适当地施赠,不张扬,不轻举妄动,也不过分。她决意在有生之年帮助那些需要她帮助的人,她愿意量力而为,以便永远能够继续帮助人。

  老合作者、可靠的朋友、出类拔萃的学者安德烈·德比尔纳,帮助居里夫人照应这十来个人一组的研究人员。

  她也想到了自己。她在克勒曼大道的房子里装设了一个“新式”浴室,并且把一间小屋子里的褪色帏幔换了新的,但是她没有想到趁得诺贝尔奖金的机会去买一顶新帽子。她虽坚持要比埃尔辞去在理化学校的教职,她自己却继续在赛福尔教课。她爱她的学生,觉得自己的体力还可以继续任课,而且这是一个有固定薪金的位置。

  玛丽有一个新研究计划。虽然她的健康日见衰退,她仍把计划完成得很好。她提炼了几公厘氯化镭并且第二次确定了这种物质的分子量。然后她着手离析金属镭。直到那时,她每次制备的“纯”镭,是镭盐这种镭的唯一固定状态。玛丽·居里与安德烈·德比尔纳合作,离析金属镭成功;它能耐受大气因素的作用而不变质。这种操作,是科学中已知的最精细的一种,历史上只作过一次。

  1903年差不多是居里夫妇一生中最可怜的时期。他们的年岁正是天才得到经验的帮助而可以发展到最高度的时期。他们已经在一个漏雨的木板屋里,出色地发现了一克使全世界惊奇的镭。但是他们的使命并未完成,他们的头脑还有发现别种未知的资源的可能性。他们愿意工作,他们需要工作!

  安德烈·德比尔纳帮助居里夫人研究钋射线。后来玛丽单独工作,发现一种方法,能用镭射气定镭的份量。

  荣誉不关心将来,而比埃尔和玛丽去要向将来努力。荣誉降临大人物身上,用它的全部重量牵制他们,力图阻止他们向前进。诺贝尔奖金授予居里夫妇的消息一发表,千百万的男子、妇女、哲学家、工人、教授、资产阶级、上流社会的人都把注意力集中到他们身上。这千百万人把他们的热心献给居里夫妇,却要换回极大的补偿!他们把还处于萌芽状态的放射学列入已经取得的胜利后就不去帮助它发展,而只忙着玩味它产生时的一些生动细节。他们要打破这一对惊人夫妇的秘密,因为这两个学者的双重天才、坦白生活和大公无私的精神,已经造成一种传奇。他们的热烈敬仰扰乱了他们的偶像的生活,并且夺去这对偶像希望保持的唯一财富:沉思和宁静。

  放射疗法的普遍发展亟需把这种贵重的材料极精确地分成极小的部分。到了要定一毫克的千分之一这种重量时, 天平就没有多大用处了。 玛丽想到根据放射物质发出来的射线来给这类物质“定量”; 这种困难的技术她做成功了,并且在她的实验室里设一个“测量组”; 学者、医生们以及普通公民都可以把他们的“放射性”产物或矿物拿到这里来检验,领取一份指明镭含量的证书。

  当时的报纸上登载比埃尔的相片,旁边就是玛丽的相片——形容玛丽是“一个金色头发的年轻妇人,风度优雅,身材苗材”, 或是“一个可爱的母亲,感觉敏锐, 同时对于深奥的事物有一种好奇的精神”,还有他们的“可爱的小女儿”和一只在饭厅里火炉前缩成一团的叫做第第的猫的相片。这些相片旁边有很美的文字描写那所小房子和实验室,写居里夫妇愿意独自贪图幽趣和清贫风味的两个退居之所。克勒曼大道的房子,成了“贤士之庐”, 成了一所“可爱的住房,地址很远,在巴黎的偏僻而且寂静的区域内,在城堡荫蔽之下,里面隐藏着两个大学者的亲密快乐”。

  她发表《放射性元素分类》和《放射性常数表》,同时她完成了另外一项有普遍重要性的工作:制备镭的第一国际计量单位。玛丽很激动地亲手封好一个轻玻璃管,内装21毫克纯氯化镭,把它郑重地存放在巴黎附近赛福尔国际度量衡标准局:这就是后来遍布五大洲的计量单位的标准。

  而那个棚屋也成了名。

  继居里夫妇的荣誉之后,居里夫人个人的声誉日见隆盛,象空气一样地传布出去。梭镇那所住房的抽屉里,塞满了名誉博士学位的文凭和外国科学院通讯院士的证书;这个领受者不想把它们陈列起来,甚至于也不想把它们开列一张单子。

  居里夫妇设法拒绝访问,封锁他们的门,自己关在那个从此有了历史价值的简陋实验室里;他们的工作和私生活已经不属于他们了。他们的谦虚使一些最不狡滑的新闻记者惊叹而且尊敬,这种谦虚也出了名,并且变成一件公开的事,变成写文章的好题目。

  法国只有两种办法对健在的伟大人物表示尊崇:给予荣誉勋位和科学院院士头衔。1910年拟授予玛丽以骑士十字勋章,但是她受了比埃尔·居里的态度的启发,拒绝加以接受。

  光荣是一面多么惊人的镜子!它有时候照出真相,有时候却象公园里吸引人的哈哈镜那样照出变了形的形象。它摄取它所选的人们的最小的姿势,在它的空间里映出千百种形象居里夫妇的生活,成了时髦酒馆里的谈话资料;报纸上登载居里先生和夫人偶然失去一部分存镭,一个剧院里就立刻上演出讽刺剧,形容这一对夫妇关在棚屋里,不许任何人进去,自己扫地,并且滑稽地在戏台四隅找那丢失的物质。

  可是几个月后,一些过于热心的同事劝她申请为科学院院士,她却没有照样拒绝!难道她忘了她的丈夫当年在失败的时候,甚至在胜利的时候所受到的在投票方面的屈辱么?难道她不知道在她周围有许多人嫉妒她么?

  居里夫妇毫无怨言地忍受了贫寒、辛苦、甚至于人们的不公正行为;现在,他们生平第一次显露一种奇怪的神经不安。他们的荣誉越大,他们的不安越甚。

  是的,她不知道。尤其因为她是一个天真的波兰女子,她想如果拒绝第二祖国给她的这种崇高的科学荣誉,恐怕显得太自负、太忘恩负义了。

  荣誉一定也会给居里夫妇带来一些利益:教席、实验室、合作者以及盼望已久的经费,作为那些磨难的补偿。不过这些好处什么时候才来到?他们焦急等待的时期延长了。

  和她竞选的是杰出的物理学家和著名的天主教徒埃都亚·布朗利。“ 赞成居里者”与“赞成布朗利者”,自由思想者与教会中人,赞成选妇女入科学院的人们与反对这种惊人的改革的人们,在各方面都发生了对抗,玛丽无能为力地和惊慌地看着这些她没有料到的争论。到四点钟,玛丽·居里只差一票落选了。

  比埃尔和玛丽所循的途径虽然不同,可是最后都采取了拒绝荣誉的态度。共同完成一项伟大工作的人,也许会用不同的方式接受荣誉;比埃尔或许冷淡,玛丽也许虚荣但是不然!这一对夫妇胜利地度过这次磨难,而且团结一致,逃避尊荣。

  在居里夫妇的经历中,似乎法国的态度永远在跟着别人走。在1911年这一年的12月,斯德哥尔摩的科学院为了确认居里夫人在她丈夫去世后所完成的出色工作,授予她诺贝尔化学奖金。从来还没有别的得奖人,无论男女,被认为有两次接受这种奖赏的资格。

  居里夫妇现在有一个新的理由要过“野人生活”,他们要逃避好奇的人们。他们比以前更常到偏僻的村庄去,若是必须在乡下的旅店里过夜,他们总是用假名字登记。

  玛丽请布罗妮雅陪她去瑞典,并且把大女儿伊雷娜也带去了。这个孩子参加了这次庄严的集会,24年后,她也要在这个大礼堂里接受这种奖金除了照例的接待和在王宫里晚餐之外,还有一些特别为玛丽组织的庆祝会。她保留着的最愉快的回忆是农村妇女组织的一个庆祝会,几百妇女穿着鲜艳的服装,头上戴着插有点亮的蜡烛的花冠,烛光随着她们的动作闪动。

  但是他们最好的化装,还是他们的本来面目。一个笨手笨脚的男子,衣服穿得很随便,在布列塔尼一条空荡荡的路上推着一辆自行车向前走,陪伴他的那个年轻妇人,装束像农村妇女;看见这样两个人,谁会想到他们就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

  一项伟大的发现,一种传遍的声望,两次诺贝尔奖金,使当时许多人钦羡玛丽,因此也就使许多人仇视她。

  居里这个名字现在已经成了“鼎鼎大名”。 这对夫妇钱比以前多,快乐的时光却比以前少了。

  恶毒的诬蔑像一阵突如其来的狂风一样扑到她身上,并且妄图毁灭她。有一个阴险的运动在巴黎大肆反对这个44岁的衰弱妇人,她因为工作过劳,已经是筋疲力尽了。

  尤其是玛丽,她已经失去了她的热情和愉快。她不像比埃尔那样完全潜心于科学思想。每日发生的事影响她的感觉和神经,而且引起很坏的反应。

  有人责备这个专心工作的学者,说她破坏家庭,玷辱她近年来显扬了的辉煌名姓;虽然她的生活很严肃,很谨慎,而且近几年来特别可怜。

  庆祝镭和诺贝尔奖金的喧哗,使她生气,一时一刻也没有使她放下对比埃尔的病的忧虑;这种忧虑破坏了她的生活。

  人们不必去批评那些发动这种攻击的人,也不必说玛丽如何绝望地而且时常是如何十分笨拙地挣扎着。

  比埃尔因为身体上的病痛,感觉到一种重大威胁,每每为时间消逝而不安。难道这样年轻的人就疑心自己快死了么?人们可以说他是在与一个看不见的仇敌比赛速度,他一味固执,一味匆忙,亲切地向他的妻子絮语,使她也不安。他们必须加速研究的节奏,必须利用每一刻时间,必须在实验室里多过几小时。

  人们也毋需说到那些新闻记者,他们在这个毫无自卫能力的妇人受匿名信烦扰、受暴力的公开威胁而且有生命危险的时候,还有勇气污辱她。后来其中有些人求她宽恕, 说了许多表示懊悔的话, 流着眼泪但是这个罪行已经造成恶果,玛丽被逼得几乎要自杀或发疯,并且因为体力不支,她患了重病。就在玛丽把前途看得极暗淡的时候,有一个出乎意料的建议向她提了出来,使她极为激动,而且颇费踌躇。

  玛丽勉强更加努力,但是这种努力超过了她神经耐受力的限度。

  自从1905年革命发生之后,沙皇政府逐渐动摇,在俄国,对于思想自由作了一些让步,就是在华沙,生活条件也不像以前那样严酷了。1911年,华沙一个较独立的很活跃的科学协会请玛丽作“名誉会员”。 几个月后,那些知识分子想到一个伟大的计划,要在华沙创设一个放射学实验室,请居里夫人来领导,把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女学者迎接回去,让她永远留在祖国。

  她过去的命运比他的艰苦。20多年以来,从她还是一个16岁的波兰姑娘,头脑里装满了节日的回忆,由乡下回到华沙谋生的那一天起,她几乎没有停止过工作。她的青年时期在孤寂中度过,在一个冰冷的顶楼里埋头看物理学书籍;而后来在恋爱的时候,恋爱又与工作连在一起,不能分开。

  由一个没有什么顾虑的人看来,这是多么好的机会!她可以借此体面地离开法国,不再理睬诬谤,不再理睬残忍的行为!

  玛丽把对于科学的爱和对于丈夫的爱融会于一种热诚之中,强制自己过一种紧张的生活。比埃尔和她一样深情,他们的理想也是一致的。但是比埃尔有过很长的懒散时期,有过热烈的青春,有过活泼的情绪。

  但是玛丽从来不受怨恨的驱遣,她急切地、真诚地考虑自己的责任所在。回国这个主意很吸引她,同时也使她害怕。这个妇人身体的虚弱状况,使她惧怕作任何决定。此外还有一件事:居里夫妇渴望了很久的实验室,现在终于决定创设了。这时候逃离巴黎,就是使这个希望全归乌有,就是消灭一个伟大的梦想。

  玛丽自从长成妇人以来,没有一刻离开过她的任务,所以她还希望有时候能够认识生活的简单可爱之点。

  这是她一生中觉得没有力气作任何事情的期间,而就在这个时候,两种不相符的使命在折磨着玛丽。

  她是一个极温柔的妻子和母亲。她梦想甜密的暂时休息,梦想无忧无虑的安适日子。

  思归的心情使她犹疑许久,最后还是写了一封辞谢的信寄往华沙,她心里多么痛苦啊!她仍然答应在远处领导这个新实验室,并且把它交给两个最好的助手去实地管理:波兰人达尼什和卫丹斯坦因。

  在这一方面,她使比埃尔很惊讶,使他不高兴。

  1913年玛丽回到华沙去参加放射学实验室落成典礼,身体依旧很不舒服。俄国当局自动不过问她的行动,没有一个官员参加为她组织的庆祝会,因此她的祖国给她的欢迎更为热列。玛丽平生第一次在一个挤得水泄不通的大礼堂里,用波兰语作科学讲演。

  他发现了一个有天才的伴侣,觉得欣慰无限;就希望她也像自己一样,完全牺牲在他所谓的“主要思想”

  居里夫人的健康逐渐好转。到1913年夏天,玛丽背着背囊徒步游历昂加地纳,想借此试验自己的体力。她的女儿和她们的保姆陪着她,这一组旅行者中还有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他的儿子。几年来,居里夫人和爱因斯坦之间有极好的“天才友谊”,他们彼此钦佩,他们的友谊是坦白而且忠实的。他们有时候讲法语,有时候讲德语,喜欢不断地讨论物理学理论。

  中。

  孩子们在前面跳跃着作先锋,这次旅行使他们高兴极了;稍后一点,那个爱说话的爱因斯坦精神焕发,对他的同行叙述他心里萦绕着的一些理论,而玛丽因为有极丰富的数学知识,是欧洲极少数能了解爱因斯坦的人之一。

  她服从他,但是她觉得脑力和体力都很疲乏。她感到气馁,责备自己在智力方面无能,责备自己“蠢笨”。 实际原因简单,这个36岁的妇人生活劳苦,受折磨太久了,现在要求自己的权利。玛丽需要有一个时候不作“居里夫人”, 把镭放在脑后,只吃,只睡,什么都不去想。

  伊雷娜和艾芙有时候听见几句有点奇怪的话,觉得很惊讶。爱因斯坦因为心里有事,不知不觉地沿着一些悬崖边上向前走,并且攀登上了一个极峰,而没有注意到他走的是什么样的路。忽然他站住了,抓住玛丽的手臂,喊着说:“夫人,你明白我须要知道的是,当一个升降梯坠入真空的时候,乘客准会出什么事”

  到了快第二次分娩的时候,她虚弱到了极点。除了她的丈夫,她不爱任何东西:不爱生活,不爱科学,甚至于也不爱将生的小孩;而她的丈夫的健康无时无刻不使她忧虑。布罗妮雅由波兰来照料她生产,看到这个被压垮了的、失了常态的玛丽,觉得无限惊骇。

  这样一个动人的忧虑,使那些年轻一代的孩子们哄然大笑;他们一点没有猜想到这种想象升降梯坠落,含有“相对论”上一些高深的问题!

  她不断地重复说 :“我为什么又要送一个生命到世上来?人生太艰苦,太乏味。我们不应该使无辜的生灵受这种折磨”

  在这次短期休假之后,玛丽到英国去,后来又到布鲁塞尔去,在那些地方有一些科学上的隆重仪式要她参加。她在伯明翰又接受一个名誉博士学位。

  分娩很痛苦而且时间很长。终于,在1904年12月6日生了一个肥胖的婴儿,头上竖着黑发。又是一个女儿:取名叫艾芙。

  在法国,所有的暴风雨都过去了,这个女学者达到了光荣的极峰。两年以来,工程师内诺正在比埃尔·居里路替她建筑镭研究院。

  新生婴儿的微笑和嬉戏,使这个年轻的母亲感到愉快;极小的孩子总能使她怜爱。她在一本灰色笔记本里,随时记载艾芙最早会作的姿势和开始长出的牙齿,正如以前对待伊雷娜那样。玛丽的神经状态随着这个婴儿的发育渐渐好转。分娩造成的强制性休息使她放松了,从而使她恢复了生活的情趣。她又以愉快的心情去接触她的仪器,这种心情她曾经忘记了。不久她又到赛福尔去教课。她动摇了一些时候,现在恢复了她的坚定步伐,又走上了艰苦的途程。

  这些事的进行,并非十分顺利。比埃尔·居里刚去世不久,当局向玛丽提议,征求全国捐款建筑一个实验室。这个孀妇不愿意用多非纳路的灾祸换钱,拒绝采用这种办法。当局就又懈怠起来。1909年,巴斯德研究院的院长罗大夫想出一个慷慨的主意,他要给玛丽·居里创设一个实验室。这样,她就可以离开索尔本,来作巴斯德研究院的明星。

  天气晴朗,比埃尔觉得健康多了,玛丽也比较高兴。现在他们应该履行一再拖延的责任:到斯德哥尔摩去作诺贝尔讲演。

  罗大夫同副校长李亚尔彼此达成谅解,解决了争论。大学和巴斯德研究院共同出资——各出40万金法郎创设一个镭研究院;里面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研究放射学的实验室,由玛丽·居里领导;一部分是研究生物学和放射疗法的实验室,由著名学者兼医生克娄德·瑞查教授领导,专研究癌瘤治疗方法。这两个孪生的研究机构彼此合作,发展镭学。

  1905年6月6日,比埃尔代表他的妻子和他本人,在斯德哥尔摩的科学院讲演。他追溯镭的发现引起来的后果:在物理学方面,这种发现把基本原则大加修改;在化学方面,它引起一些大胆的假定,这些假定解释了造成放射性现象的力量的来源;在地质学和气象学方面,它是解释以前不能解释的现象的钥匙;最后,在生物学方面,镭对于癌细胞的作用,已经证明是有效的。

  玛丽现在常从居维埃路跑到建筑工地去,在那里拟定计划并且与工程师讨论。这个头发斑白的妇人有一些最新、最“现代化”的意见。她当然想着她个人的工作,但是她尤其愿意建筑一个可以用30年、50年的实验室,愿意这个实验室在她化为灰尘之后可以用好多年。她要求宽大的屋子,要求能使研究室充满阳光的大窗户;她还要一个升降梯,不管这种费钱的新设施会使政府派来的工程师如何气恼她要自己栽种蔷薇,挥动着铲子,用双手在没有盖成的墙脚下堆土,她每天浇水。当她立起身来站在风里的时候,她似乎是在看着那些无生气的石头和有生命的树木一起长高。

  克勒曼大道的房子像堡垒一样,拒绝闲人闯入;比埃尔和玛丽在里面仍旧过着简单隐遁的生活。家务方面烦心的事,已经大为减少。一个干粗活的女仆承担了一应重活。一个打杂的女佣人料理烹饪和开饭;她看着她的奇怪雇主的专心态度,总是惊异得大张着嘴,而且时常空自等着他们称赞她做的烤肉或马铃薯泥。

  她继续在居维埃路工作,有一天早晨,她旧日的实验工友伯弟来找她。这个淳朴的人很难过,因为理化学校也在建筑工作室和梯形教室,而那个棚屋——比埃尔和玛丽的简陋潮湿的木板屋,将要在拆房人的鹤嘴锄下毁平了。

  有一天,这个朴实的女子忍不住了,她站在比埃尔面前,用坚决的语调问他觉得他刚才吃了很多的煎牛排做得怎么样,但是他的回答却使她莫名其妙。

  玛丽同这个地位很低的旧日朋友,一起到了娄蒙路,向那个棚屋最后道别。这个棚屋还在那里,一点没有动。黑板上还有比埃尔写的几行字,因为人们对这些字迹怀着虔敬的关切,所以没有人去碰它。似乎那个门就要打开,就要有一个熟悉的高大身影走进来似的。

  这个学者喃喃地说 :“我吃了煎牛排么?”然后表示和解地又加上一句 :“可能吃了罢!”

  娄蒙路、居维埃路、比埃尔·居里路三个地址,三个时期。玛丽自己没有觉得,她在这一天里已把她那美好而又艰辛的学者生活的道路又经历了一回。

  玛丽就是在工作最忙的时候,也总留出时间照料孩子;因为她有职务,不得不把她的两个女儿交给女仆,但是定要亲自证实伊雷娜和艾芙睡得好,吃得好,梳洗得整洁,没有感冒或任何疾病,她才放心。若是她偶尔没有十分注意,伊雷娜一定提醒她!伊雷娜是个很专制的孩子,嫉妒地独占着她的母亲,只勉强容许母亲照料“小的”。 冬天时候,玛丽常在巴黎走很远的路,去找伊雷娜肯吃的一种苹果和香蕉,若找不到,她差不多不敢回家。

  在她面前,前途的轮廓已经很清楚地显现出来了。生物实验室刚刚完工,瑞果教授的助手已经在里面工作,到晚上,人们已经可以看见那个新建筑的窗户里亮着灯光。几个月之后,玛丽也要离开 P.“.N.学部,把她的仪器移到比埃尔·居里路去。

  这对夫妇晚间大半是穿着内便衣和拖鞋,在家里翻阅科学出版物,或是在笔记本上作复杂的计算。不过有时候他们也到绘画展览会去,一年里也有七八次在音乐会和戏院里消磨两小时。

  这个女英雄获得这个胜利的时候,已经既不年轻,也不康健,而且还已经失掉了家庭幸福。但是这有什么关系?她的周围有新设备,有热心的研究者准备同她一起奋斗!不,这不算太晚!

  玛丽如果偶尔请人到家里来,她总尽力把菜肴做得差强人意,把屋子收拾得令人愉快。她聚精会神地去佛达路或阿来西亚路装满蔬菜鲜果的车子中间转来转去,挑选好果子,并且郑重询问乳品商人,他的各种干酪的优劣;然后从卖花人的篮子里挑几把郁金香和丁香花回到家里,她自己“扎花束”, 女仆很兴奋预备比平常复杂一点的菜肴,邻近的糕点商人郑重其事地送来冰其淋。在这个一心工作的家庭里,最随便的聚会事先就引起这些忙乱。到了最后,玛丽检查餐具,移动家具请来的贵客或是路过巴黎的外国同行,或是给玛丽带来消息的波兰人。居里夫人为她怕陌生的伊雷娜也组织过几次儿童聚会;她亲手用花环、包上金纸的核桃和各种颜色的蜡烛装饰的圣诞树,还留在年轻一代的快乐回忆中。

  在那个白色小建筑中,安装玻璃的工人正在各层楼上唱着歌,吹着口哨。下面的大门口,石头上已经刻了这几个字:镭研究院——居里楼。

  常到克勒曼大道的房子来的有安德烈·德比尔纳,让·佩韩和他的妻子——玛丽的最好的朋友,乔治·余班,保罗·郎之万,埃美·戈登,乔治·萨尼亚,查量-埃都亚·吉攸姆等七八个密友,有赛福尔的几个女生一些学者,都是学者!

  比埃尔·居里路上这座“前途的庙宇”终于在那个不平常的七月里落成了。现在只等着它的镭、它的工作者和它的领导人。

  星期日下午,在天气晴朗时,这些人就聚在花园里。玛丽坐在树荫下,靠近艾芙的小车,手里拿着针线活;但是她的缝制和补缀工作并不妨碍她注意全部谈话,这种谈话在别的妇人听来,简直比用中国话讨论问题还要深奥得多。

  这个七月是1914年7月。玛丽的周围异常空虚。这时,战争爆发了,她的同事和实验室中所有的工作者都已经入伍了。她身边只剩下了她的机械师路易·拉果,因为他有心脏病,动员不动他;还有一个身材太矮小的女仆。

  这些不平凡的交谈有时也夹杂着一些充满人情味的话语:居里大夫与德比尔纳和郎之万谈政治,余班很友善地嘲笑玛丽,批评她那过分朴素的衣服,责备她轻视打扮,于是这个年轻的妇人便惊讶地听着这种突如其来的教训。让·佩韩停止谈原子,停止谈“无限小的东西”, 仰起他那好看的热情的脸朝向天空,像个瓦格纳的崇拜者,引吭高唱起《莱茵河的黄金》或《名歌手》中的歌曲。在花园深处,离得远一点,佩韩夫人在给她的孩子们——阿丽纳弗朗西和他们的同伴伊雷娜讲童话故事。

  这个波兰女子忘记了法国不过是她的第二祖国,这个作母亲的人不想去和她的孩子们住在一起,这个虚弱有病的人轻视她的疾病,而这个学者准备把她自己的研究工作留到比较太平的时候再做。玛丽只有一个念头:为她的第二祖国服务。在战争这可怕的变故中,她又表现了她的预感和主动精神。

  居里夫妇面前展开了一个新纪元。法国注意到他们,并且想支持他们的努力。

  她关上了实验室的门,像许多勇敢的法国女子一样,去当一个白衣护士她立刻取得在卫生服务机关工作的证件。在这个机关里她发现了当局似乎不加注意的缺点,但是觉得这是很不幸的缺点:所有前线和后方的医院差不多都没有X 光检查设备!

  第一步,而且是必不可少的一步,是把比埃尔选为科学院院士。这个学者第二次又受到拜访的磨难。

  自从1895年伦琴发现X 射线以来,不用动手术就可以探查人体内部,可以“看见”人的骨骼和器官,并且照出相片来。在1914年,法国只有为数有限的几套伦琴仪器,供放射科医生使用。军事卫生服务机关在几个大机构装备了这种设备,供战时应用,如此而已。

  赞助他的人们唯恐他的行动不象 “明智的候选人”,给他一大堆关心的劝告。

  居里夫人想出来一个办法,她用法国妇女联合会的款项,创造了第一辆“X 光汽车”。 她在一辆普通汽车里放了一架伦琴仪器和一个发电机,就用汽车的发动机带动发电机,供给所需电流。这个完全可以移动的设备从1914年8月起巡回各医院;马纳战役的伤兵运送到巴黎来后,都用这个设备检查。

  比埃尔·居里在1905年7月3日进入了科学院但是够勉强的!有22个院士投票选了他的竞选者哲内先生。

  德国军队的迅速推进,使玛丽面对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她是应该到布列塔尼去和她的女儿们在一起,还是应该留在巴黎?若是敌军有占领首都的威胁,她是否随卫生机关一起撤退?

  比埃尔不甚钦佩这个科学院。在另一方面,他密切地注意巴黎大学为他决定的事项。校长李亚尔已经在1904年为他设了一个物理学教席,这个希望了很久的实任教授的位置,终于得到了!在接受这个晋升之前,比埃尔问他的职务附有的实验室在哪里。

  她冷静地考虑这些可能发生的事,决定了办法:无论什么事发生,她要留在巴黎。不只是她现在担任的救护工作要她留在这里,她还想到她的实验室,想到居维埃路的精密仪器,想到比埃尔·居里路的新建筑。她想着 :“我在这里,德国军队或许不敢抢夺它们,但是假如我离开了,所有的东西都会失踪。”

  实验室?什么实验室?谈不到有实验室啊!

  她这样不无虚伪地推论着,给指导她的本能找出一些合理的解释。这个固执而有毅力的玛丽在本能上不喜欢逃避行动,她认为害怕就等于为敌人服务,她决不让得胜的敌人走进无人照料的居里实验室而自鸣得意。

  这两个诺贝尔奖金获得者,镭的“父母”, 立刻发现比埃尔如离开 P.“.N.学部的位置到索尔本去任教,他就简直不能作任何工作。新职务没有给他工作的地方,而 P.”.N.学部供给用的两间屋子当然须给继任者,他只好在街上作实验了。

  她准备离别她的女儿们,把她们托付她丈夫的哥哥雅克照料。

  比埃尔用他那美妙的文笔,给他的上司们写了一封客气而坚决的信,新职位既然不供给工作室,也不供给研究经费,他愿意辞职,仍留在P.“.N.学部,仍教那么多的钟点。在那个小地方,玛丽和他倒还可以多少作一些有用的工作。

  虽然玛丽能够从容地考虑住在被包围、被轰炸甚至于被占领的巴黎生活,然而有一件宝物——实验室所拥有的那一克镭却要她加以保护,不让侵略者侵占。

  又经过几次商议,巴黎大学最后作了一种非常举动,请求议院创设一个实验室并拨款五万法郎。这个计划被采纳了或差不多被采纳了!索尔本里面决没有地方给比埃尔,不过可以在居维埃路给他修建两间屋子,每年可以给居里先生12000法郎经费,外加34000法郎设备经费。

  她不敢把这一点珍贵的东西交给任何使者,决定亲自把它运到波尔多去。

  天真的比埃尔以为他可以用“设备费”购买仪器,添全他的器材。不错,他可以这样用,但是必须把新建筑用费从这笔小款子里提出来。当局是把建筑费和“设备费”当作一件事的!

  玛丽坐在一辆满载政府人员和官员的火车里,身穿一件黑羊驼呢的防尘外衣,带着一个小行囊和一克镭——一个装着许多小试管并且包了铅皮的匣子。

  如此,这些官方计划的用处就缩小了。

  居里夫人奇迹般地找到一个能落坐的地方,并且还能把那个沉重的包裹放在她面前。她决意不听车箱里悲观的谈话,凝视着窗外阳光普照的田野。但田野上的一切是一派失败气象,铁道沿线的公路上不断有向西逃去的成行的汽车。

  有一个有钱的妇人知道了这种情形,颇为感动,自愿帮助居里夫妇,并提议给他们在安静的郊外建筑一个研究院。比埃尔·居里有了希望,他把计划和愿望对她一一陈述。

  她到波尔多去并没有引起注意,但是离开时却引起热烈的评论。一大群人围住这个怪人——“这个要回到那边的女人”。 这个“女人”留心不让人知道她是谁,但是话比平常说得多,尽力想平息那些使人惊慌的谣传,并且温和地说巴黎一定“可保”, 居民一定不会遭到任何危险。

  只有一件给居里夫妇带来了真正的快乐。比埃尔从此将有三个合作者:一个实验室主任,一个助手,一个工人。

  她乘坐的这列兵车里,只有她一个是“平民”,这辆车慢得令人难以置信,有几次它在田野里一停就是好几小时。有个战士从背包里拿出一大块面包给她,她接受了。从前一天离开实验室的时候起,她就没有工夫吃任何东西,所以饿得要命。

  实验室主任就是玛丽。直到此刻,不过是容许这个年轻的妇人在实验室里工作而已。玛丽所完成的关于镭的研究,即没有名义也没有报酬。到1904年11月才给她固定的职位和薪金——一年2400法郎!她这才第一次正式进入她丈夫的实验室。

  在她看来,安静的、受着威胁的巴黎在九月初的灿烂的阳光下,似乎有一种它从来不曾有过的美丽和价值。但是街上已经在传布着一个消息,其猛烈不下于海啸。德国军队的进攻已被粉碎,马纳战役业已开始!

  他们适应着新的生活。比埃尔备课,玛丽仍和从前一样在赛福尔教书,两个人在居维埃路那个狭小的实验室里见面。安德烈·德比尔纳、阿尔伯·拉伯德、美国人杜亚纳教授,还有几个助手或学生,都在这个实验室里继续研究,都低头看着他们当时作实验用的不坚固的设备。

  巴黎得救了。玛丽接她的女儿们回来;她们正强热抗议让她们过那种流亡生活。艾芙回学校去,伊雷娜取得护士文凭。

  1906年复活节,天气睛朗。比埃尔和玛丽在室外,在舍夫律兹-圣瑞米的平静的房子里过了几天。

  居里夫人完全料到了:这次战争是长期的,而且伤亡一定很重,伤员越来越需要就地做手术,前线各战地医院里必须随时有外科医生和放射科医生,X 光汽车会被请去作极有价值的工作。

  他们恢复乡下习惯,每晚带着女儿到附近的农庄去取牛奶。艾芙刚十四个月,脚步很不稳,顽强地要踏着那干硬的土车辙走,使比埃尔看了发笑。

  在战争开始的几个月里,她和伊雷娜有过一次重要的商议。

  到了星期日,远处钟声一响,这对夫妇就乘自行车到何瓦雅埠的树林里去野游,带回开着花的枝子和水毛茛。第二天比埃尔觉得太疲倦,不能再出去,便懒洋洋地躺在草地上。柔和可爱的日光慢慢把笼罩山谷的朝雾驱散。艾芙坐在一条毯子上乱喊乱叫,伊雷娜则挥动着一个绿色小网追捕蝴蝶,并且为她很少到手的捕获物而快乐地大声欢呼。她觉得热了,把外衣脱去,滑稽地穿着小女孩的衬衫和男孩的短裤;比埃尔和玛丽彼此靠近躺着,欣赏他们这个孩子的优美。

  她对她的女儿说 :“政府要求个人捐助金子,并且不久就要发行公债。我想把我所有的一点金子献出去,加上我的那些对我毫无用处的科学奖章。还有一件事,纯粹因为懒惰,我把第二次诺贝尔奖金仍旧留在斯德哥尔摩,还是瑞典币。这是我们财产的主要部分。我要把它提回来买战时公债,因为国家需要它。

  或许就是那天早晨,或许是头一天,醉人的春光的魅力和宁谧使比埃尔平静下来,他看看在草地上蹦跳的两个女儿,再看看一动不动地躺在身边的玛丽。

  但是我没有什么妄想,这笔钱多半会丢掉的,因此除非你赞成这样办,我决不作这件‘蠢事’。“

  他抚摸他妻子的面颊和金色头发,并且低声说 :“在你身旁,生活是甜蜜的,玛丽。”

  瑞典币换成了法郎,接着就变成公债、“ 国民捐款”、“自动捐献”并且正如玛丽预料到的,一点一点地消耗完了。居里夫人把她的金子送到法兰西银行,收款的职员接受了金钱,但是很愤激地拒绝把那些光荣的奖章送去销毁。玛丽并不觉得高兴,她认为这种拜物主义是荒谬的,她耸了耸肩,把奖章带回实验室。

  1906年4月19日这个星期四显得很阴郁,一直在下雨,天色昏黑;居里夫妇虽然专心工作,仍不能忘掉这四月的骤雨。那天比埃尔要参加理学院教授联合会的聚餐,要到他的出版者高替叶·维亚尔那里去看校样,然后要到科学院去。玛丽也有几堂课要教。

  镭和X 射线一样,对人体有各种疗效。玛丽把她的镭献给一个“射气服务机构”使用;她每星期“加工” 镭放出来的射气,把它装在管子里 ,用以治疗“恶性”伤痕和各种皮肤病。

  在早晨的匆忙中,这对夫妇几乎彼此没有见面。

  X 光汽车,X 光设备,射气服务这还不够。

  比埃尔在楼下喊玛丽,问她是否到实验室去;玛丽正在楼上给伊雷娜和艾芙穿衣服,回答说她今天一定没有工夫去——但是她的话被嘈杂声淹没了。大门砰的一响,比埃尔忙着出去,很快地走了。

  这种技术所需要的专门人才很缺乏,使玛丽很忧虑,她建议政府开办并常设放射科训练班。不久就有20个人聚在镭研究院学初级课程,包括电学和X 射线理论、实习和解剖学。教授是居里夫人、伊雷娜·居里和可爱而且博学的克兰小姐。

  玛丽在家里与女儿们和居里大夫一起吃午餐的时候,比埃尔正在饭店里和他的同事们亲切交谈。他喜爱这种平静的聚会,他们在那里谈索尔本、研究和职业。这次一般性的谈话转到实验室里可能会突然发生意外事故,比埃尔立刻拟订了一个减少研究者危险的规则。

  从1916年到1918年,玛丽训练了150个放射科护士,这些人是由各界招募来的,其中有些人教育程度很低。居里夫人的声望起初使她们很害怕,但是这个物理学家对她们的恳挚态度,很快就使她们折服了。玛丽天赋一种才干,能使头脑简单的人接受科学。她极喜欢作得很完善的工作,所以当她的一个学徒第一次完成一张没有毛病的X 光照片时,她非常高兴,好像这是她自己的胜利一样。

  将近两点半钟的时候,他微笑着站起来向朋友们告辞,并且和当天晚上还要见面的让·佩韩握手。走到门口,他不在意地看了看天空,向那一天雨云蹙了一下额,然后打开他的大雨伞,在倾盆大雨中向塞纳区走去。

  法国的盟邦也相继求助于居里夫人的才干。从1914年起,她时常到比利时的各医院去。1918年,她带着使命到意大利北方去了一次,研究当地放射性物质的资源。稍后,她欢迎美国远征军约20名战士到她的实验室来,教他们放射学。

  他到了高替叶·维亚尔那里,看见门关着:工人们罢工了。他转身走上多非纳路,马车夫的喊声、附近码头上开过的电车发出的刺耳响声,使这条街十分喧闹。巴黎旧区这条狭窄的路上多么拥挤呵!马路上差不多只能容车马通过,而在下午这时候行人太多,人行道显得太窄。比埃尔本能地找人少的路走,他有时候走在石铺的路边,有时候走在路上,步伐很不稳,心里在默想着事情,眼神集中,脸色郑重。他在想什么呢?是在想他正进行的试验?是在想他的朋友余班的工作?余班提交科学院的论文,现在正在他的衣袋里装着。是在想玛丽?

  虽然如此,她心里极少快乐!她有种种使她不安的切身烦恼,她想到她中断了的工作,想到她在波兰的渺无消息的一家,还加上她对于全世界的荒谬疯狂的惊惧。她看见成千具碎裂的躯体,听见呻吟和狂喊,这种记忆在长时期内使她的生活总是郁闷的。

  他已经在沥青路上走了一会,跟在一辆向诺夫桥慢慢驶去的轿式出租马车后面。到了这条街同码头交叉的地方,喧闹声更大了。一辆开往贡德的电车刚刚沿河驶过,两匹马拉的一辆四轮重货车正由桥上过来,横越车轨,疾驰进多非纳路。

  1918年,她在实验室里惊讶地听到宣布停战的炮声,她要把镭研究院用旗帜装饰起来,和她的合作者玛特·克兰到附近各铺子里去找法国国旗。国旗都卖光了,结果她只好买了几块三种颜色的布料,由她的女仆巴的内夫人匆匆地缝在一起,挂在窗前。玛丽兴奋而且快乐地颤抖,不能镇定。她同克兰小姐上了那辆旧的X 光汽车,四年的冒险已使这一辆车遍体鳞伤。 P.“.N.学部的一个工人给她充当司机,无目的地开过几条街道,在潮涌一般的快乐而又严肃的人群中驶过。到了贡科德广场,人群阻住汽车,不能前进。有些人爬上这辆镭诺牌汽车的挡泥板,上了车顶。居里夫人的汽车再向前进的时候,就带了十来个额外乘客,这些人那天早晨就一直占据着这个临时预备的顶层。

  比埃尔想穿过马路,走到那边人行道上去。他心不在焉地突然移动,离开出租马车给他的掩护,这辆车的四方车箱遮住了他在视线;他向左走了几步,撞着一头喷着热气的牲口。那辆货车这时候正横过这辆马车,他撞的是驾车的一匹马。两辆车旋风一般地挨近了,比埃尔吃了一惊,拙笨地移动了一下,想贴在马胸前,但它突然后腿站起。这个学者的鞋底在湿地上一滑,听到一声叫喊,引起了一阵惊惧的喊声。比埃尔已经跌在两匹马的铁蹄下了;过路的人大声喊着:“站住,站住!” 马夫急忙收缰,可是毫无用处,这两匹马仍然向前驰去。

  在玛丽看来,这不是一个胜利,而是两个胜利,波兰从灰烬中再生了,它过了一个半世纪的奴隶生活,现在恢复了独立。

  比埃尔倒在地上,活着,并未受伤。他没有喊,差不多也没有移动,马蹄和货车的两个前轮从他身体两旁过去,并没有碰伤他。可能会出现一个奇迹,但是那辆极大的车,载着六吨重的东西,还要再走几公尺。左边的后轮碰到一个不结实的障碍,一转就把它压碎了。这是一个前额,一个人的脑袋。脑颅碎了,一种红色的粘东西溅在泥里——比埃尔·居里的脑子。

  这个从前的斯可多夫斯基小姐,重新想起她受压迫的童年和她青年时代的挣扎。她从前以虚伪和诡诈应付沙皇的官员,在华沙的一些简陋住房里秘密与流动大学里的同志聚会,教斯茨初基的小农民读书等等工作,并没有白费心力。她的“爱国梦”在许多年前几乎使她牺牲她的事业,甚至于牺牲比埃尔·居里的爱。现在这种梦想在她眼前成了事实!

  几个警察抬起那瞬间就被夺去生命的还有热气的躯体。他们连着叫了好几辆出租马车,但是车夫都不愿意把一个鲜血淋漓的泥污尸体放在车里。过了几分钟,好奇的人都聚扰来挤在一起。人群在那辆停着不动的货车周围越围越密,都向无心造成这场惨剧的车夫路易·马南发出怒喊。后来有两个人抬来了一副担架,把尸体放上去,毫无用处地在一间药房里停了一下,才抬到附近的警察分局去,在那里打开他的钱包,检查他的证件。风声一传出去,说牺牲者是比埃尔·居里,一个教授,一个著名的学者,人们的骚动立时加倍了;许多人握拳要打马车夫马南,警察不得不出来干涉,保护他。

  医生德扈埃先生用海绵洗净那张泥污的脸,细看头上很大的伤口,数了那在20分钟以前是颅骨的16块碎骨。人们用电话通知了理学院;不久,在格昂奥古斯丹路的小警察分局里,深表同情的一个分局长和一个秘书看着这个物理学家的副助手克莱尔先生俯身恸哭,那个车夫马南涨红着脸,也在哭泣。

  比埃尔躺在他们中间,额上缠了绷带,脸没有受伤也没有盖上,他现在对一切事都不在意了。

  那辆货车有五公尺长,装满了军装,停在门前。

  雨已经把那沾在一个车轮上的血迹一点一点地洗掉了。

  那两匹雄壮而年轻的马,因为主人不在旁边,而有点不安,打着响鼻儿,用蹄子敲着地。

  祸患突然降临居里的家门。一些汽车和出租马车,沿着巴黎旧城墙逡巡不宁,接着在荒凉的克勒曼大道停住。共和国总统府派来的人在门前按铃,听说“居里夫人没有回来”, 没有说明来由就走了。铃又响了,理学院院长保罗·阿佩尔和让·佩韩教授走了进来。

  只有居里大夫和一个女仆在这所空荡荡的房子里,他看见这些重要的客人觉得惊讶,向前迎接这两个人,看见他们的脸色显得很慌乱。保罗·阿佩尔奉命先通知玛丽,所以在她的公公面前保持一种尴尬的沉默。

  到了六点钟,锁孔里有钥匙转动的声音,玛丽出现在客厅门口,愉快而且活泼。她从朋友们过于尊敬的态度中,隐约看出有表示哀悼的可怕迹象。保罗·阿佩尔重述经过情形,玛丽完全不动,完全僵直,这种神气使人们相信她一点没有听懂。她并没有倒入他们亲切地伸出来扶她的手臂中,她不呻吟,不哭泣;人们说她像木头人一样地毫无生气,毫无感觉。过了很长而且可怕的寂静,她的嘴唇终于动了,她低声问着,渴望听到什么否认的话:“比埃尔死了?死了?真的死了?”

  一件突如其来的灾祸,可以使一个人完全改变,永远不再恢复原状;这是很普通的事,并不新鲜。虽说如此,那几分钟时光,对于玛丽的性格,对于她和他的女儿们的命运,确有决定性的影响,这是不容忽略的。玛丽·居里并没有由一个幸福的年轻妻子变成无法安慰的孀妇。她的改变不是简单的,却比较严重。

  使玛丽心碎的内心纷扰,她的错乱思想中的无名恐怖,过于强烈,不能借诉苦或谈心表示出来。“ 比埃尔死了”, 这几个字一传到她的意识中,立刻就有一种孤寂和难言之隐笼罩她的心头,永远摆脱不掉。居里夫人在四月的那一天,不只成了孀妇,同时还成了无法救治的孤独可怜的妇人。

  目睹这个悲剧的人感觉到在她与他们之间的那层看不见的墙壁。他们表示哀痛和安慰的话语都只在玛丽耳边掠过,她的眼睛是干的,脸色苍白得发灰,似乎听不见他们说什么,很费力才能回答一些最迫切的问题。她用几句简洁的话拒绝剖验——法律调查的最后一道手续,并且要求把比埃尔的尸体移回克勒曼大道。她请求她的朋友佩韩夫人,留伊雷娜住几天;她发了一个电报到华沙,“比埃尔因意外事故去世。”然后她到那潮湿的花园去坐下来,两肘支在膝上,两手扶着头,目无所见,耳无所闻,毫无生气,不发一言,等着她的伴侣。

  有人先给她送来了在比埃尔衣袋里找着的几件可怜的遗物:一枝自来水笔,几把钥匙,一个皮夹,一只表;表的机器还在走,表蒙子也没有碎。末了,在晚上八点钟,一辆救护车停在这所房子前面。玛丽爬上车去,在半明半暗中看见那个平静和蔼的脸。

  担架很费事地慢慢抬进窄门。安德烈·德比尔纳曾到警察分局去运回他那谊兼师友的遗体,此刻又是他抬着这副悲哀的重担。他们把死者停在楼下一间屋子里,玛丽就在那里独自对着她的丈夫。

  她吻他的脸,吻他那差不多还有热气的柔软身体,吻他那不可以屈伸的手。人们把她强拉到隔壁房间里去,不叫看死者入殓。她像是毫无知觉地服从了,后来忽然想起她不能让这几分钟这样过去,想起不应该让任何别的人照料那个血污的遗体,她又回来了,抱住尸体不放。

  第二天雅克·居里到了,玛丽的收紧的喉咙才松驰,眼泪的闸门才打开;她独自对着这一存一殁的两兄弟,终于哭出来了。后来她又坚定起来在房子里徘徊,问人是否已经照常给艾芙梳洗。她到花园去叫伊雷娜,隔着栅栏和孩子说话。她告诉孩子“爸”的头上受了重伤,需要安静。这个无忧无虑的小孩就又去玩耍了。

  过了几个星期,玛丽因为在人前说不出她的悲苦,就完全陷于沉默孤寂之中,这种孤寂有时候使她惊惧地叫喊起来。她打开一本灰色的笔记本,颤抖着写出那些使她窒息的思想。在这几页到处涂改、渍满泪痕、而且只能发表几段的文字中,她对比埃尔说话,呼唤他,并且问他问题。她试着把拆散他们的悲剧的每一个细节记述下来,使这种记忆从此永远折磨自己。这个短短的私人日记——玛丽的第一个日记,也是她唯一的一个日记,反映出这个妇人一生中最悲痛的时期。

  玛丽失去了伴侣,世界失去了一个伟大的人物。

  这样残酷地在雨中和泥中长辞人世,惊动了舆论,各国报纸都用好几栏篇幅哀婉动人地报导了多非纳路的不幸事件。许多表示同情的函电纷纷送到克勒曼大道,签名的有国王,有部长,有诗人,有学者,夹杂着一些不知名的人。在成捆的函件、文章、电报之中,有一些有真正感情的呼声。

  玛丽成了一架机器,甚至她的孩子的目光都不能唤醒她的感情。她行动呆滞,精神恍惚,似乎已经离开了活着的人们。

  比埃尔·居里之死,引起了一些重大问题:比埃尔遗下的研究工作怎样进行?他在索尔本的教职怎么办?玛丽的前途如何?

  她的亲戚们低声讨论着这些问题,听着接踵到克勒曼大道来的部里和学校里的代表的建议。葬仪举行后的第二天,政府提议给比埃尔·居里的遗孀和遗孤一笔国家抚恤金。雅克征求玛丽的意见,她完全拒绝,她说 :“我不要抚恤金。我还年轻,能挣钱维持我和我的女儿们的生活。”

  在这突然加强的说话声中,第一次响起了她惯有的勇气的微弱回音。

  当局和居里一家交换意见,颇费踌躇。大学有意留玛丽在学校里工作,可是给她什么头衔?叫她在哪个实验室里工作?能叫这个有天才的妇人听一个主任的指挥么?到哪里去找一个能够领导比埃尔·居里实验室的教授职位?

  有人问起居里夫人自己的意见时,她茫然地回答说,她还不能考虑,她不知道于是法国的最高教职第一次给了一个妇人。玛丽心不在焉地听着她公公对她叙述她应该接受的重大任务的一些细节,只用几个字回答 :“我试一试罢。”

  1906年5月13日,理学院会议一致决定留给比埃尔·居里设的教席,这个职位以“代课教师”的名义给予玛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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